小半年的时光飞逝，日子非比寻常。有人离职，有人消极，负能量的情绪又开始抬头传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不管是在会上，还是在私下，我们都在讨论，讨论如何提高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讨论如何增强大家的归属感，讨论工资待遇，讨论考核指标······归根结底，无非是在讨论人与人、人与劳、人与得、得与劳的利害关系，讨论到底要怎样，我们才能心甘情愿的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还要在整个付出的过程中体验到舒心愉悦。
　　我想，我们还是多一分赤诚，多一点纯粹吧。
　　茶余饭后，所闻所见有时也着实令人唏嘘。我们讶异于耗尽心思的投机取巧，缘木求鱼，我们愤怒于不计成本的中途而废、自堕自弃。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不免要在将工作做多少，要不要做完，给几级工资做到几分这样的破烂命题里患得患失，何谈做好做成，又谈何大国工匠？
　　有时候我们会说国家的现今是一个大师消亡的时代，他们就像上个世纪穿过战乱、不堪、颠沛的遗珠，一粒一粒，逐渐凋零。回顾其事迹，你会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之所以能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对工作终其一生的热爱，一生只做一件事，不记恩仇，也免谈功利。清末与民国，是一个盛产大师的时代，得益于“吾辈立誓，救国家民众于水火，愿以此躯献身，挽大厦于既倒，还山河之无恙”的时代情怀，却也更加离不开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埋头付出，实干兴邦。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危机，华北危机，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师生开始了长达九年、从华北至西南穿越大半个中国的跋涉迁徙。他们饱尝辛苦，至长沙，迁昆明，却也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们坚持复课，坚持传播，真的就像一颗一颗宝贵的种子一样，生出根来。在之后日子里，西南联合大学师生成为了新中国国防军事、自然科学、教育艺术等等学科领域建设的中流砥柱，涌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2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8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近200人，各专业泰斗巨擘数不胜数。或许是因为他们品尝过失去、所以更加懂得珍惜，拳拳赤诚，简单纯粹。谈及事业，他们献身的鲜血仍殷，我们追逐的蝇头小利愈发的让人抬不起头来。
　　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烟熏火燎造就英雄的峥嵘岁月，却又很不幸的生长在了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我们说自己是升斗小民，没有为国为民的雄心大志，但求有个饭碗养家糊口小富即安。这样的理由本就无可厚非，更何况这项工作本身就占尽了嫌弃。
　　可是我想，我们还是多一分赤诚，多一点纯粹吧。
　　浮躁的社会，就像一切都被按下了快进键，城里城外的人影憧憧，行色匆匆，很多人忙到一日三餐都在凑合应付却不见得清楚自己在忙些什么，依然是夹着公文包踩着风火轮。风气的奇怪与可恨就在于，似乎你每做一件事，就必须要有满足别人口中标准的回报一样，哪怕那并非出自你的本意，很多的积极向上就在众口铄金的犀利言辞里变得消沉起来。给自己小升半级的去付诸工作，让自己上一步台阶去思考问题，施工员去刷刷队长的地图，队长去试试经理的套路，长此以往，这才是下级给上级分担，也将不再是上级给下级擦腚。况且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挑战与锻炼，是谁说的非得先将工资调整到位？干工作莫不是有多大劲使多大劲，拼尽全力的施展拳脚？难道是胡同街头杂耍卖艺，给个三五文钱就使个三五文钱的气力？鲁中公路其实不缺工匠，老职工们奉献一生，自然赤诚，新员工们冲劲十足，却也纯粹。
　　可是我们完全可以，再多一分赤诚，再多一点纯粹，再多一点对于工作本身赤诚、纯粹的热爱。
　　前段时间看过一期的央视新出的文化清流节目《朗读者》，里面有一位1921年出生的中外翻译第一人，荣获过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的许渊冲先生，今年96岁高龄，依然能够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他说延长白天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夜里偷几点钟，他对自己干了一辈子的翻译工作依然是那样的乐在其中。那时，我才发现我们常说的熬夜加班就是慢性自杀的谣言已经不攻自破，我们常说的见过淄博凌晨三四点钟天空的戏谑调侃真的只是戏谑调侃。由此我想到了一个同样热爱工作、精神矍铄的老人，1917年出生的贝聿铭先生，他在83岁的时候退休，设计的建筑物遍布世界各地，90多岁的时候依然执着的追求着自己钟爱的建筑艺术，享受工作，享受事业。
　　而我们，年轻人，对待工作，是不是想得有点多呢？或许我们真的需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式的盲目积极，没有坏处，不妨一试。谈论价值，本身就是一件没有价值的事情，往往谈了很多，到最后索然无味。工作都很累，除了热爱，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感到哪怕那么一丝的轻松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