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苏洵，《六国论》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对美国来说，是三年半；对英国来说，是六年；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是整整十四年。
十四年，在和平年代，足够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步入大学的校园，足够一个初出茅庐的生瓜蛋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资深工程师。可这十四年，对于当年的三千万东北同胞而言，意味着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那些本该如青松般茁壮成长的孩子，本该安居乐业的百姓，在这十四年，沦为了煤矿里的奴工，沦为了万人坑里的骸骨，沦为了“731”研究所里的人体试验品。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各队。
伪造的所谓“破坏现场”
爆炸同时，驻扎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也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全副武装的军营遭袭，按说应该迅速按照战斗预案进行反击。可当时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却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次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8000名守军被只有300左右的日军击溃。
沈阳城中被俘的东北军士兵
日军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的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1931年9月21日，吉林陷落。11月19日，齐齐哈尔陷落。随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锦州、哈尔滨等东北主要城市相继陷落，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这样被日军占领。
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早期设在大连的总部大楼
其实，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的觊觎并不是从1931年才开始的。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一段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由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铁路两侧的土地，以及附属的城镇、市街和矿区，均属于“满铁附属地”，归日本方面管辖。“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殖民当局就是通过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控制着大半个东北的经济命脉和文化教育。
也正是以南满铁路为基础，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地理和资源展开了极为深入的调查。新中国的研究团队对其调查结果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编译和整理，形成的中文版《满铁调查》丛书，全集总字数竟达到3000余万字，篇幅相当于整部《二十四史》。
越是调查，日本侵略者越发现东北是一块宝地。它的面积是日本本土的三倍，光是肥沃的东北平原，面积就超出了整个日本本岛。这里的黑土地可以攥出油来，种上水稻，可以让原本因人口爆炸而食不果腹的日本人顿顿都吃上白米饭；这里的山林中埋藏着数不尽的矿藏，可以为日本的工业机器提供充足的“血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从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出发，对中国东北展开侵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技术问题，根本不存在是非对错层面上的犹豫。
侵略东北是迟早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日本侵略者其实仍然怀有顾虑。
从后世留下的史料来看，“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政府计划周密的行动，而仅仅是关东军的一次军事冒险。日本政府在开始时并不支持关东军的这种军事冒险，恰恰相反，他们对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反倒有些忌惮，生怕他们搞出大事来。
那时的中国东北由奉系军阀张作霖父子控制，1928年“皇姑屯事变”，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刺杀后，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在东北各省同时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史称”东北易帜“。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的军事力量格局，虽然总体上敌强我弱，但由于奉系军阀多年的经营，加之东北极为富饶，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实力上与日本关东军并没有实质性差距，飞机、重炮等重武器也是一应俱全。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军驻扎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10万人，而日本关东军则只有2.7万人。一旦双方发生正面冲突，东北军本土作战，占据地利；日本关东军则孤立无援，后勤乏力。如果东北军拼死抵抗，战事久拖下去，必然对日方不利，胜负尚在两可之间。
东北军装甲部队
正因为如此，从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晚一直到1932年2月基本占领东北全境的这半年里，位于东京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一直在给前方的关东军发电，勒令他们停止这种军事冒险。他们生怕东北军拼死抵抗，把关东军拖入持久战的泥潭，消耗日本当时少得可怜的战争资源，最后让日本连原有的在东北的利益也无法保住。就连“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土肥原贤二本人，在这半年的军事冒险中也“始终做好了自杀的准备”。
这些策划者们深知，一旦关东军在东北的战事不利，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根本不可能，也无力支撑他们与东北军长期进行高烈度战斗，他们的军事冒险将会彻底失败。事实上他们赌的，就是东北军的不抵抗。
相对当时的世界列强，日本陆军的战斗力并不出众
可当年的中国军队，恰恰就照着这几个日本军事冒险家的思路在行事。事变刚开始时，张学良严令东北军禁止抵抗；随后，身在南京的蒋介石也加入了“不抵抗俱乐部”，一心指望着同日方“斡旋”，试图通过与日本政府中的主和派联络，影响日本当局的决策，进而通过向日本出让更多的国家利益来安抚日本的侵略野心。除了直接跟敌人“斡旋”外，南京政府还试图通过国联，与英美等国联络，让他们来帮忙“居中调停”。
国联派出的所谓“李顿调查团”
这些嘴皮子上的功夫，同关东军的有真刀真枪作为底气的侵略决心相比，当然是不堪一击且毫无用处的。“国际社会”只是在口头上表达了对日军的谴责和对“满洲局势”的关切，不出意料地没有给予中国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随着关东军的一路高歌猛进，日本政府和军方中原先的主和派也意识到了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开始在暗地里纵容甚至支持关东军的行动。
等到蒋介石等人看清现实，试图抵抗时，东北的大部国土已经沦陷，关东军已经兵临锦州城下，东北全境的沦陷已经成为定局。
日本占领东北后，中日双方的力量天平开始向日本一侧剧烈倾斜。利用东北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便利，日本的工业实力和军事实力急剧飙升，在随后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形成了对中国的全面优势，使中国军队陷入严重的被动，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苦难。
被日军缴获的东北兵工厂设备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苦难，与其说仅仅来自于国力的弱小，不如说更多的来自于当时蒋介石政府的软弱与退让。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我们热衷于耕种与贸易，将和平视为众多财富中最宝贵的一项，不愿意主动选择暴力来达成目的。但是，当暴力被侵略者强加于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也绝不会逆来顺受，任人宰割。
华夏男儿
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是一部苦难与屈辱的历史。正是这部黑暗的历史教育我们，一味的退让求不来和平，一味的投降也求不来和平，一味的“争取外部帮助”更求不得和平。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身为弱者，争取和平的唯一方式，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反抗侵略者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苦难与屈辱。作为弱者，作为一直以来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对象，反对战争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拥有足够的实力与决心，击垮一切企图破坏我们和平安宁生活的霸权主义行径。
“时间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毛泽东
时代变了。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如今，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地践行着和平发展的理念，却早已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我们的强大与坚定，带给了我们中国数十年的宝贵和平，也让我们中国人有资格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
反战，反对战争，一个听上去很美好，充满了正义感的词汇。但是，什么是“反战”？“九一八”事变中一味退让的蒋介石和奉系军阀在反战吗？不是，那充其量只能叫投降。他们的退让行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纵容乃至“资助”，是战争狂人破坏世界和平的帮凶。
相比起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才是真真正正以行动反对战争。身为弱国，不畏强权，绝不纵容帝国主义者破坏世界和平的野心，反抗侵略，捍卫和平。“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以最坚定的意志反对侵略，才能带来最长久的和平。
止戈为武，像中华民族这样饱尝过战争所带来苦难的民族，才更能够真正地意识到和平的宝贵，也更应当懂得如何才能真正地捍卫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斗争精神。”
“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摇，毫不退缩，直至取得胜利。”
“历史必将证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是不可阻挡的。”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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