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期，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兴办实业、发展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事迹重回公众视野，其本人也被中央誉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事实上，近以来，有关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精神的议题备受关注。在官方强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民营企业家自身需要发挥怎样的作用、承担怎样的责任使命？

　　温铁军教授指出，张謇开创了近代企业全新的社会类型：“社会企业”，即企业并不只是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作为第一目标，而是要形成企业和资源的可持续性关系。相较西方在21世纪初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才强调企业责任，19世纪末的张謇抱着“实业兴国”的心态，自起始便追求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综合的可持续发展。

　　他认为，张謇在南通的做法之所以是综合性的，是因为他不想消灭农村和农民，而是带着公司同农户一起现代化。农户传统“男耕女织”的土布纺织业被保留下来，张謇的纱厂成为适合农户织布的中间平台，全产业链在南通当地整合，达到就地转化企业利润，优化本地一级市场；同时投入社会文化的综合建设，实现“教育-实业-公益”三位一体，促进当地资源就地转化为企业资源。

　　张謇曾言：“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今天，张謇身上的社会企业家精神依然值得传扬，他背后的清末实业家的心态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一个因救国、因危机而形成的非常宽广的胸怀和视野。张謇的伟大，正在于此。

　　生态文明转型召唤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

　　张謇的启示

　　2018年9月，一位金融人士关于“私营经济离场”的文章在舆论场上掀起波澜。中国企业家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说了个“离场论”，就真的“离场”。但是，所谓“离场论”的背景又极其复杂，它的主要问题绝非社会舆论所炒作的国有企业压制了民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发展中普遍遭遇的资本瓶颈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史70年，最初是在“重资本”的工业化过程中，构建了有利于资本不断增密的制度环境。可是，现在银行却形成了大量新增流动性但资金却贷不出去的情况；近年来县市级银行也出现贷存比例的下降。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尽管中国有小型民营银行，但是由于国有银行资本金的80%是国家的，从社会存款人的风险厌恶角度看，他们更愿意把钱存到国有大银行，相对来说保险系数高。但是，国有银行虽然集中了最大量的流动性，资金却很难用于私人资本为主的中小企业。

　　这其中机制性的问题在于：越是大银行，越难以对高度分散的中小企业做信贷业务——因为不经济。所以中国自房地产调控趋于严格以来，就出现M1增长速度高于M2的现象。这些客观情况意味着中国私人经济贷款难以在金融体制的结构上获得支持。

　　面对这些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民营企业要跟进国家生态文明转型的宏观目标，在国家大规模投资基础建设的基础上，中小民企可以以低成本创新融入新的生产体系中。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中小民企也应参考社会企业的做法，推动社会结构的创新。

　　本文将从张謇的社会企业实践出发，剖析作为民营企业家，张謇的思想和实践对认识和理解当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参考意义。

　　▍张謇：中国第一位社会企业家

　　张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开启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全新类型——“社会企业”。张謇堪称中国第一位社会企业家。

　　张謇所从事的“社会企业”事业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

　　首先，大生公司的发展基础，是与农户家庭经济理性的自觉结合。众所周知大生公司的经营模式是“公司+农户”，这种经营模式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纱厂与小农家织直接合作；二是把土地整理之后租给棉农作为垦殖基地。这种模式就把农业领域中的原料生产和纺织工业领域中的产业链经营方式有机结合在一起。其次，张謇在1895年筹办、1896年正式开始经营的大生集团，在其存在的三十年中，一直致力于对南通的地方做综合建设。张謇所追求的现代化并不是要把农民改造成市民，他是要以社会企业为基础，实现南通城市与南通人民的整体现代化。

　　大生纱厂

　　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企业界也开始转型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即追求社会企业，或者叫企业社会化。这意味着，企业不再只是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第一目标，而是要追求人类可持续发展，形成企业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关系。现在我们如果考察各个大型跨国公司，就会发现现在基本没有哪一家大型跨国公司还像20世纪那样，或者是像我们现在照搬的经济学教科书所提出的那样，仅仅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正代之成为发展目标。

　　某种意义上，20世纪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可以说是“粗放的数量型发展”，其所对应的理论体系就是粗放的发展主义理论。这种粗放的发展主义，在霸权国家粗放发展的主导下，导致全球危机不断发作。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对社会企业的强调正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张謇在19世纪末抱着“实业救国”目标创办民营企业，一开始办的就是社会企业，一开始追求的就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综合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企业家张謇的起承转合

　　张謇的社会企业在南通的发展有一个“起承转合”的变化。

　　先看“起”。张謇在南通的做法之所以是综合性的，首先是因为他的理想就是“余毕生抱定村落主义”——他不想消灭农村和农民而独成一己之事。他之所以能“起”，主要是因为大生公司初期利润高达25%，最高能够超过50%。当时他面对的主要压力是官方股本在大生公司的启动资本中所占比例较高，必须足额支付利润。但大生公司的资本原始积累很快完成。他为什么可以做到？

　　分析张謇的经济实践，我们可以归纳出两条经济学理念：一是全产业链节约成本：他做到了全产业链在地化，节约了各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二是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他通过把农、工、商、金融多种经济门类组合在一起，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其中，工农融合、城乡结合的在地化模式非常重要。

　　这种产业结构保证了大生公司的长期发展。农业没有独立出去，变成向工业提供剩余的受损部分；农户传统“男耕女织”的土布纺织业保留下来，张謇的纱厂则成为适合农户织布的中间平台。在大生，作为原材料的棉花是在自己的垦殖公司生产，纱线加工是在自己的工厂进行，后期的成布则是当地以户为单位的家庭纺织。大生在南通范围内完成产业链整合，这就极大节约了生产成本。此外，其他诸如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等，各种不同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张謇都在南通当地整合，在南通创造了一个在地化的全产业链。

　　这种产业经济模式能够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具有社会企业的制度优势。今天的社会企业，只要能够把所有经济门类装在一个体系内，几乎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社会企业在地化发展模式，应该是张謇的企业能够经营三十年的重要内在机制之一。

　　再看“承”。张謇的产业是在地化的，能够就地转化企业利润，优化本地一级市场。大生公司就地转化利润的实质是本地资源的资本化，其收入完全回到本地，形成在地资源资本化模式，这是中国企业家首创的社会企业经营经验。张謇也因此实现利润就地转化带来的可持续性发展。他创办的教育、医疗、福利和公益事业，所有这些不外乎都是企业获得在地化综合性收益的表达。

　　社会企业的主要特点是支持并投入在地的社会文化的综合建设，而这种在地综合建设与大生公司长期发展相辅相成。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教育-实业-公益”三位一体的村落主义推动近代化社区的建设，优化投资经营环境；其次，贫困地方原本成本极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就地实现资本化；第三，通过小农分散耕织与企业相对集约来扩大产业整体规模，形成“垦牧租佃+厂纱户织”；第四，多元化形成的产业链条和本地市场网络体系有效节约交易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一般均衡；第五，实业导向的多层次教育促进人力资源就地转化为企业人力资源。

　　张謇创办的盐厂，拉开苏北沿海废灶兴耕的大幕。

　　其后是“转”。当产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意味着风险的规模化，每一分资本带来一分风险，资本的每一份积累都带来等量的风险集中，风险爆发时就要看有没有抗御、消化风险的能力。内部风险尚可通过加大内部调整力度来化解，而外部输入风险则很难抗拒。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得到中国3亿两白银赔款，其中一部分就用于产业发展；而用于产业发展的资金又有一部分直接用于日资产业在中国东部、华北地区的扩张。依靠国家扶持的日本纱厂对中国纱厂形成巨大压力。同时，一战后西方再次向中国倾销商品，纺织行业资本开始深化、升级，同行业竞争加剧，造成各种成本上升。最后，随着东北市场被地方军阀割据，并最终为日本所占领，加上直奉战争等动乱的影响，内外压力共同造成行业危机——对于集聚资本能力相对较弱的一般轻纺产业而言，外部环境变化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最终导致竞争加剧，产业衰败。

　　最后是“合”。虽然张謇是在国内外竞争恶化的时候去世，但是他去世的同时，整个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发展起来。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约有一千多个单位参与乡村建设，乡建演变成全国性的社会事业。很多乡建前辈做的事情都起于这一时期。其中，张謇在南通培养的费氏家族出了因研究乡村、从事乡建而著名的费达生和费孝通。黄炎培等后续的先贤，都纷纷继承张謇遗志开展乡村建设，终于在民国时期形成蓬勃兴起的乡建局面。这都是拜张謇1894~1895年起步的南通乡建实验所赐。

　　从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张謇的“起承转合”中，我们可以吸收什么样的经验看待今天民营企业的发展？

　　社会企业：生态文明转型的必由之道

　　（一）国内外宏观环境正处于根本性变革中

　　张謇的企业经历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应该把当代民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和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作与国有企业的矛盾。

　　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应该说和张謇的大生集团在20世纪20年代所遭遇的困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即企业在某一个领域进一步扩张之后所遭遇到的内外环境的根本性改变所致。

　　从外部环境来说，纺织业作为私人资本早期进入的行业，其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是投资门槛比较适当的产业，但在生产和消费环境改变之后，这一产业就会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后的纺织业也是如此。当代中国的纺织业在20世纪70~80年代都有过大发展，在90年代外资进入后经历了一次大整合，很多企业被淘汰出局。对照来看，清末民初纺织业的类似发展阶段则是在1870~1890年，可能到1910年前后中国纺织业仍然有利润空间。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外资大量进入，中国民间资本为主的纺织业发展空间迅速收缩，当然也包括大生集团。

　　从宏观产业结构的变化看，从1870年到20世纪20年代，纺织业有40~50年左右的演变，这是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应该看到，张謇的大生系这个生于内忧外患之中的企业，能够在残酷竞争中脱颖而出，并维持正常运营长达30年，一直延续到1926年，这本身已经是很难得的个案。从历史看现在，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加速推进外向型经济和加入全球化进程以来，中国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都是输入型的。比如，1989年中国发生滞胀危机，同时又被西方制裁，加剧了经济萧条，遂于1993年全面转向外向型经济，主要靠港台资本发展低端制造业。随后遭遇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这次输入型危机导致国内生产过剩，首当其冲是国有企业——40万家企业倒闭，4000万职工下岗。接着的4年是以“通货紧缩”为标志的大萧条，但是因为美国的新经济危机于2001年爆发，加上9·11政治危机，中国在2002年进入复苏阶段。2003年因为外资大量进入，中国陡然进入经济高涨阶段。

　　这个高增长阶段有高达13%以上的GDP增长，但很快迎头遭遇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以及2009年全球需求下降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尽管中国连年增持美债、欧债，但仍然挡不住外需大幅度减少。2012年中国开始出现制造业不断下滑的“经济下行期”。同期，资本逐利本性使之逃离实体经济。“脱实向虚”乃是危机规律使然，不可能只靠主观政策加以扭转——无论国企民企，大量资金都纷纷脱实向虚，只能推起更大的泡沫。

　　造成现在局面的不是哪一种主观政策决定的结果，而是应对危机政策客观演化的过程。这种外部环境导致的内部变化，本来应该是几乎所有企业都遭遇到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国有独大”？这主要是因为在市场作用造成经济下滑时期，我们必须借鉴“罗斯福新政”，用国企直接做“逆周期”干预，保障整个国家经济的基本面不出现问题。

　　国有企业所从事的基础建设，短期不产生收益，私人企业一般不愿意去做。短期没有投资回报的项目，只能是国企去投入，在现象上就表现为国有部门占压资金。此外，国家投资基础建设不产生短期利润和长期税收，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也似乎没有效益。但是，在全球需求下降、中国经济进入第二轮生产过剩情况下，经济效益已经让位于经济安全，企业微观利益不可能短期顺利产生。

　　因此，2014年中央提出工业领域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接着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这表明，中国工农两大产业已经相继过剩，意味着新时代需要做更多重大调整。我们宏观政策的战略调整，可以说是对危机的常态反应。

　　（二）社会企业家精神对于生态文明转型的意义

　　张謇研究的另一层现实价值，在于帮助我们理解新时代转型期的社会企业改革，国企和民企都应该在生态文明战略下走向社会企业。

　　中国在新世纪连续遭遇生产过剩危机之时，中央提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这是战略性调整，也是历史性、方向性的调整，其核心便是转型为生态文明。不过，中国的生态文明转型面对利益结构复杂化的多重阻力。其中很大的问题是，在之前的粗放发展主义时期，人们把自然资源简单化地界定为生产要素，由此推进市场化的分散交易，形成私人占有。在客观上这就形成生态化转型所难以克服的“交易费用陷阱”。

　　我们需要使用“整全科学”体系重新考量我们原有的制度是如何追求粗放增长，造成社会不可持续。真正的深化改革应该按生态文明的转型要求，考虑“整全科学”指导下的生态资源价值化，即把山水田林湖草等多样化资源纳入城乡融合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中，不能在新时代按照旧时代的要求去考虑如何深化改革。

　　生态化发展要求的是自然资源的整体性，相对应的市场经济体系则是系统性的价值化交易体系。这就要求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新类型。越是强调生态文明，就越要明白：生态多样性与人类社会多样性紧密相连，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具有极强的内在联系性。我们不能像早期工业化时代那样把自然资源切碎交易，或是把一个产业体系拆分竞争。一个产业体系演变成分散的不同企业类型，难免陷入恶性竞争。

　　中国正处在新世纪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历史关头上。生产过剩导致实体经济下降不是中国一国的情况，是很多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普遍出现的趋势。

　　发达国家当年在生产过剩危机中实行产业移出，表面上靠资本市场获取经济收益，实际上是靠政治强权与军事强权。这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本质差异。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仍然能够维持住完整产业门类的工业化国家，基本只剩下中国一国。中国产业遭遇到生产过剩危机，要想维持必要的增长率，就不得不使用政府投资手段，于是就导致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越来越严重，这使得中国综合债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很大。

　　但中国的债务结构与西方不同。中国债务对应的是物质财产和实体经济，是建设性负债，西方国家债务对应的不是实体资产，而主要是消费性负债。只要我们不盲目跟从做空中国的舆论，使得民众对国家的信心崩溃，造成资产大幅度贬值，中国的债务是可以通过资产变现来支付的。

　　但是，延续高债务本身仍然很麻烦。2017年全国财政节余省市区还剩下6~7个，2018年估计只有3~4个。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文明建设，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如果全依靠财政开支，也可能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这时如果企业不及时转型为社会企业，仍然按照过去的思路和发展方式，继续进行粗放型数量增长，对全社会是不负责任的。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张謇，具有很强的宏观经济意义。在19世纪70~90年代，清朝用于国外的纱和布的进口费用高达5000万海关两，意味着清朝在战争赔款造成府库空虚之际还发生白银大量外流，导致出现了实质性的经济危机。为了替代纱布进口引发的金融危机，张謇这样的社会企业家临危而出，不计较个人利益的一时得失，通过建设在地化的全产业链，实现南通地方的可持续发展。

　　张謇的抉择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清流文化息息相关。清末民初的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特点：救国的同时要救民。现代企业是建立一套所谓的现代公司制，但是张謇提出的公司制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定义公司的。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大生的定义，他都是要延续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张謇提出：

　　“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也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天地之大德曰生”。

　　张謇开办大生纱厂，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他主张：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清末实业家的心态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窄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一个因救国、因危机而形成的非常宽广的胸怀和视野。我们眼中的张謇的伟大，正在于此。